【考古赏析】如何发现三星堆的亮点：金与青铜篇

【考古赏析】如何发现三星堆的亮点：金与青铜篇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其中，金器是否受到域外文明的影响？青铜器如何铸就？大量象牙产自何处？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

三星堆黄金来自哪里？

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人们一次性就找到了包括金杖、金面罩、金虎、金叶、金璋、金带等种类繁多的百余件金器，为同时期遗址中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多。这些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体大，制作精美，可见古蜀人对金矿的冶炼、制作和加工技术已经非常娴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黄金文化”。

对比中原，虽然同时代的殷商也掌握了黄金淘洗加工技术，也有黄金制品出现，但和三星堆的大量金器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可见此时的古蜀国在黄金开采和加工工艺上远超中原。特别是黄金面罩，从制作工艺看，这是古蜀人先将纯金锻打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再将眼和眉处镂空后包贴在青铜人像之上，经捶拓、蹭拭、剔除，再使用土漆之类的黏合剂黏合而成，步骤繁复、工艺精湛，可见古蜀人的黄金文化确有独到之处。

三星堆周围并不产黄金，古蜀国这些黄金面具、金杖都从何而来？据专家分析，这些黄金可能来自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云南丽水等地。

在所有的黄金制品中，最富有特色的就是1号坑出土的金杖。以权杖象征权力，这种文化多见于西亚、近东及古埃及，难道古蜀国通过某种渠道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而三星堆中出土不少薄如蝉翼的金面罩更加重这种怀疑。众所周知，制作黄金面罩的风俗为中国所少见，反而多见于古埃及和古希腊，难道说古蜀国真的有某种途径，能在上古时代就接触到近东地中海文化？

但随着对三星堆金面罩的形态、装饰方法以及用途含义研究的深入，考古学者还是更倾向于认为三星堆文化和西方无关。因为三星堆的金面具粘贴于青铜人头像之上，多用于大型祭祀活动，和古埃及古希腊将黄金面罩用于丧葬死亡场合两者内在逻辑截然不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有人将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与埃及甚至古希腊对比，“但目前看来，除了金、面具要素外，还看不到直接的联系。”而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实际上是铜面具的系统，“只是出于追求更加尊贵等理由，再给铜面具表面贴一层金。”王巍说，这种方式是三星堆的一个特点，“和域外用黄金、用面具有相似，但是看不出它们有直接关系的迹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曾著文认为，“在河南、山西和陕西考古发现的权杖（头），发现这些权杖均出自（夏商周）三代时期王畿内的高等级墓葬……从而证明，夏、商、周时期部分社会高层已接纳权杖，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可见，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三星堆出土权杖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国之重器如何铸就？

大口尊、青铜罍、顶尊跪坐人头像、青铜面具……在此次发掘的３号祭祀坑中，发现了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又是一座青铜器的宝库！

目前正发掘的3号祭祀坑内的顶尊跪坐人头像，极可能是未来的国宝级文物。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说，“这件文物，完全表现了古蜀人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为我所用、进行天马行空改造的风格，古蜀人的浪漫和艺术创造力，由此可见一斑！”此外，3号坑内还有一件方尊上也隐约饰有羊头，可能是三星堆版的“四羊方尊”、高约70多厘米的青铜圆尊以及铜面具等。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1986年出土时，给世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形状奇特的青铜器。在这两个祭祀坑中，考古工作者共出土了500余件青铜器。

考古人员曾经对1986年一号坑里出土的最大一件青铜尊进行修复。当年这件残损的青铜尊，有多处裂痕。直到专家通过X光扫描以及碳酸检测，才发现，这些裂痕裂痕分层，是铸造时留下的。专家据此推断，可能不是一次性铸造完成。

据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部长余健介绍，在制作的过程中，铜液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有一些部位没有流动到，再来浇铸二次的铜液时，冷热相接，它的接触面会有一些分裂。三星堆出土的很多器物，其实它的断裂面和开裂面都属于二次铸造。或者是它分铸的地方形成的断裂。

这种分铸工艺，是把比较难铸造的大型铸件和一些特殊器类先分段铸造，然后再把各段套接起来，用铆钉连接固定，使大型铜器的制造更简易。这一技法还应用到了1号青铜神树上。通常认为，分段铆接工艺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而三星堆的铜器中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新工艺。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就是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一件青铜罍上发现了补铸的痕迹。这件青铜罍器壁很薄，铸造时可能受青铜溶液流还没填满就已经凝固，因此留下了破损。修复人员则采用补铸法，也就是打补丁的方式，对它进行修复。而这一技术，早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蜀人，就已经采用。对三星堆这种青铜器的研究，认为它这种铸造之后有铸造缺陷的地方，采用的方法不是遗弃，也不是回炉重新做，就是将铸造缺陷的地方重新进行补铸。

此外，科学家还对三星堆青铜器进行了取样分析，发现其中的铜、铅也都来自云南，这也就是说，古蜀国的影响控制力已经南达云南。

三星堆象牙来源之谜

3月21日，4号祭祀坑提取出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

此次发掘出土大量象牙，在新发掘的3号坑里集中发现了100多根象牙和圆口方体铜尊等，4号坑中发现了30多根象牙，平均长度在1.2米左右。1986年的发掘中，也出土了80多枚象牙。2001年，距此不远的金沙遗址出土数以吨计的象牙，最长的一根长达1.85米。那么这些象牙是从哪来的？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从印度而来，有的认为远古生活在四川的大象。

按照常识，四川没有大象，今天亚洲的大象生活在云南和东南亚、南亚的丛林中。

然而，在几千年前，大象在中国南北方都有分布。据记载，生活在4000多年前的大舜在历山耕种田地时，就有“象耕鸟耘”这一典故。

罗振玉在《殷墟书契前编》中著录一片甲骨上就有“隻象”的记载，“隻”即是“获”的本字，就是古人抓获大象的记载。他还注意到古文字中“为”的写法，考释为“从手牵象”，“役象以助劳”。他据此推断:“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尚盛也。”胡厚宣在《甲骨文与殷商史》中也记录，甲骨文中载有很多猎象的地点，商王曾在处于河南沁阳附近的太行山南侧一次狩猎获取7只野象，证明3400——3200年前这一地区生存着数量较多的野象。而在商周青铜器上，大象也一直是表现的主题。

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精确地指出:“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当时中原的气候环境，堪比现在的西双版纳。

专家研究发现，随着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等原因，进入西周后，亚洲象退出黄河流域，古文献中关于大象的记载出现在扬州、淮夷、楚蛮等地。《三国志》中东吴孙权曾向曹操进贡大象，此时亚洲象应该在江南还有分布。自南北朝至唐朝，四五百年间野象分布区由长江以南继续南移。大约在元明之际，大象退出南岭，直到19世纪30年代，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野象才最后灭绝。经估算，三四千年以来，从华北中原一带一直到云南，大象的领地向南移了两千多公里。

研究表明，3000年以前的成都平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3℃，气候更像是热带雨林，雨水丰沛，动植物旺盛。可以推想，既然纬度更高的华北、中原都有大象，难道更加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会不适合大象生存？假设当时四川没有大象，从更近的中原地区输入象牙是不是更方便？

当然，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也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考虑到三星堆遗址以及几十公里外的金沙遗址的地理位置属于四川盆地，群山险峻，设想3000年前的古人对于自然的掌控是非常薄弱的，这么多的象牙，体积大分量重，道路交通不便，在当时是如何长途运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