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佛陀】佛教与儒家思想如何共同影响了中华文明圈

 【孔子和佛陀】佛教与儒家思想如何共同影响了中华文明圈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

在古今中外圣哲中，释迦牟尼佛可谓是影响最为深广者。他创立的僧团，忠实地传扬他的遗教，使佛教的教化区域日益扩大，在其最兴盛的时期，佛教向西传遍几乎整个中东，抵达埃及和欧洲；向东传遍整个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向南传遍锡兰岛；向北传遍中国汉地、西藏、蒙古、朝鲜、日本等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佛教曾充任主体文化，乃至被尊为国教，对所流传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极为重大的作用。近代以来，佛教又传向欧美、澳洲、非洲，被约四亿以上的现代人所信仰。各地区、各时代流传的佛教，虽然应时契机而不无变异，形成了众多不同风格的宗派，但无不供奉释迦牟尼为教主、“本师”，无不以释迦牟尼佛所说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三学六度等为基本教义。释迦牟尼思想以具有永恒性的问题为主题，具有超越时域的内涵。从现代文化的角度看，释迦牟尼的言教文句虽显古朴，但其内蕴的智慧，仍旧熠熠生辉，具有应时契机的宝贵价值，提供给现代人很多深刻的启示。

释迦牟尼佛学说的精髓及其对现代文化的启示，归纳起来大略有以下六点：

一、清醒的文明自觉

作为文明创造者的人类，可以说至今尚孤独地蜗居在茫茫宇宙的小小地球上，尚处于盲目创造的半蒙昧阶段。只知着眼于眼前的功利，而对于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创造文明的究竟目的与自身的终极归宿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殊少考虑，缺乏清醒的文明自觉。缺乏文明自觉，势必难以自控文明创造活动，无法自主文明创造的结果，致使自己创造的文明异化成为对自身有危害性的强大异己力量，并被自身创造的异己力量所束缚、驱迫。拼命发展经济，结果使自己变成经济动物，一切都被经济力量所牵制；人人都为自己而生活、奋斗，结果在工业大机器中迷失了自我；力图征服自然为我服务，结果却遭到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大自然的无情报复。释迦牟尼佛的伟大，首先在于他以清澈的眼光审视人类自身存在，以全宇宙为座标，冷静地反思人类自身的境况及人在宇宙中地位，毫不掩饰地揭示人类生老病死、诸苦交攻的缺陷和种种社会弊病，指明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唤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且不论其答案如何，仅这种对自己文明的清醒自觉，这种对人生大本的关注和对人生缺陷的揭露，便永远值得人类珍视。

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教化

与同时代的印度其他宗教相比，佛教极为重视道德教化。释迦佛成道后四十九年东奔西走，苦口婆心地向当时社会的许多族群众生说教，无不是劝人弃恶修善，按合理的道德规范控制言行，起码做一个有道德的好人。释迦的缘起论、业力论、修道论等学说，无不归结于伦理实践，可以用被称为“七佛通戒偈”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而总括之。释迦佛的道德教化，以“缘起法则”、“业力因果”说为理论依据，不依神意，不依社会契约，而着眼于个人今世、后世及究竟的利乐，因而具有很好的社会教化效益，在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谐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安定方面，长期起过，而且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如实正观的冷峻智慧

不受任何幻象迷惑，不带任何主观成见，不被任何学说和权威制约，不掺杂任何感情，以极度清纯明净的心“如实知见”宇宙人生的真实面目，被释迦牟尼强调为了生脱死的诀要，乃释迦教义的心髓所在。释迦牟尼佛如实知见真实，并不像世间绝大多数宗教、哲学那样首先预设一个本体、本元或大梵、上帝，而是从理性思辨出发，从纷纭万象中概括出普遍规律——缘起法则，运用缘起法则，如实综观人自身及宇宙万有，分析世界的基本结构，从而得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结论，将众生生死苦恼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不能如实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而生的认识上的妄谬、执着。以如实正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真实为超出生死、永享涅磐常乐的诀要。释迦运用缘起法则，冷静审察人类的认识，指出认识由根、境、识三缘和合而生，由相、名两种符号组成，相、名及以其为工具的逻辑思维、理性认识，具有局限性、相对性，至多只能摸索到通向绝对真实的路径，而不能亲见绝对真实的本来面目。

但一切众生本具能亲见绝对真实的“自然智”，从理性入手，如实正观无常无我，便可超越理性，显发自然智，亲见真实本面（“自内证”）。此可谓踏着理性之桥梁，直达超理性之彼岸。而亲见真实本面（见道），即见涅磐，即是超出生死无常的生存境界而进入不生不灭、永享极乐之涅磐界的要道。释迦牟尼的这一智慧思想，解决了诸家哲学长期聚讼难决的本体论、认识论、理性极限等重大问题，肯定了我人的直觉潜能。释迦牟尼佛如实知见真实的方法、途径、结论，对当今的哲学及多门前沿科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有可能促进科学的飞跃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人体科学的统合。

四、“自知其心”、“自净其心”的要旨

与现代人类文化畸重物质不同，释迦牟尼佛特别注重人心，他把产生一切罪恶、造成老病死等众苦的根源，归结于自心的污染迷昧，以“自净其心”为根绝诸恶、治疗百病的药方，为超出生死的道要；以“自知其心”为亲见绝对真实，打开宇宙秘机的总钥匙，乃至解决人类文明根本问题的捷径；以自伏其心、自主其心为最有力量的“大雄”、“雄猛大丈夫”。释迦对人心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详悉解析了心识的结构、层次和多种功能，揭示了人心不可思议的潜能，提出了一系列自知其心、自净其心、开发自心潜能的操作技术，描述了人心潜能被彻底开发后的奇妙功用。释迦牟尼佛对人心的深彻认识，对当代心理学等多门研究人自身的学科具有启迪意义。

五、慈悲、精进的精神

倡导大慈大悲，鼓励人们以精进勇猛的精神从事世间、出世间的正业，是释迦牟尼思想的重要方面。慈悲、精进为两种最重要的心灵美，它能庄严人性，美化世间。慈悲属阴性的功能，增广慈悲，可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给人间增加温情暖意，消弥对个人身心有害的能滋生争斗、报复、嫉害、残杀等罪恶的愤怒、仇恨、嫉妒。精进属阳性的功能，为成就一切事业所必需的动力，倡导精进，能鼓舞人奋发向上，努力创造生命价值。释迦佛教导人类将慈悲、精进无限扩大，慈悲无条件地遍覆全宇宙一切众生，精进无涯自强不息，这种精神有助于培育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高尚人格。

释迦牟尼佛自身出家求道、创教说法的活动，终归出自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弘愿，他号召人们都以这一目标为生命取向，为这一理想献身，在为实现这一理想中展现生命的价值。

释迦牟尼佛不仅是数亿佛教徒的精神导师，也是值得全人类钦敬的圣者，他的遗教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当在全人类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庄严国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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