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什么样的大学是好大学

【陈平原】什么样的大学是好大学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作品有《大学何为》《读书的风景》《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关于大学，有三种提问方式：为什么需要大学？这几乎不必要讨论；怎么样办大学？那光说不练不行；需要什么样的大学，这还差不多，此话题可以讨论，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学，千差万别，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别无选择。恰恰相反，大学办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外部条件的限制，但主观上的努力同样很重要。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到底该怎么走，仍在探索，还有商量余地。正因为没有完全定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才更值得诸位去体贴、关心、介入。

媒体中的大学

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这也是中国特色。这种关注，最终落实在媒体上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高考不用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每年上演的，是同样的节目，可公众百看不厌。从试卷的押运、考场的周边环境、考试那几天的气温、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再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你看，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这还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如研究生录取作弊，学术著作抄袭，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我说“任何一个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学新闻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现在神出鬼没，无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经济、体育、娱乐。

大学成为公共话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尔出镜，但更适合于专业著述或报刊文字。喜欢谈论大学话题，以致有时被介绍为“大学史专家”。这属于“美丽的错误”。因为，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与“大学史”，形近而讹。我始终称，自己是大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是amateur，“爱美的”。五四时期，陈大悲等介绍西洋的业余演剧，并在中国提倡“爱美剧”，用的是英文amateur 的音译。中国的教育问题，关系重大；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而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跟一大批业余爱好者的介入有关。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只有小学程度，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 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

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有一个疑问，如此局面的形成——即大学经常在媒体中露面，有无大学自身炒作的成分？应该说，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学五十大庆、百年校庆前后，总有大量宣传味道十足的连续报道。还有，需要抢夺生源的民办大学，比如吉利大学、西安翻译学院等，都有很成规模、带有明显广告色彩的长篇通讯。不过，一般情况下，关于大学的新闻，大多是媒体主动选择的结果。我问过北大宣传部长，媒体喜欢谈论北大，是不是你们故意营造的？他说，校方很少主动出击，大都是媒体找上门来的。原因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来报道，太积极，很容易弄巧成拙。别的学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况而言，太多的媒体关注，太多的新闻报道（包括正面与负面），不是好事情。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该过分受制于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

你到国外看看，人家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即过分看重曝光率。几年前（2001），清华大学曾做出规定：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上做专题节目，可以得10 分；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发表5 篇论文，或者在国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这个规定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偃旗息鼓了。但我也听到另外的声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不缺学业专深的教授，就缺这种能在电视上“侃”的；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找几个知名度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不用写论文，只要每回出镜时打上“某某大学教授”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思路，等于给学校打广告。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目光与襟怀，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尽可见仁见智；但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连北大清华对进入校园的旅行团收费都可能引发热烈争论，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好的坏的，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围墙早就形同虚设。第三，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订单式服务”；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

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纪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一开始，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中，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

1931 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与大师，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金钱与学问。这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提出：我们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这是废话，梅贻琦主持清华时，也没说过不盖大楼。

这个话题，我想略微拓展。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 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而不是专业技能，用他的话说，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72 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书生气太重；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老气横秋，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可怕。学生嘛，总该有点理想主义，即便不切实际，也没关系。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师道”有无“尊严”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尊师但不重道——管他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服从；重道而不尊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重道且尊师——追求真理，同时尊敬有道德有学问的师长。当然，师必自尊，而后生始尊之。启功为北师大书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与传统中国“传道授业解惑”的设想，很接近。问题在于，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于是有人危言耸听，说是“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比如杀人、嫖娼、猥亵小学生，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作为公民，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违法必究。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严禁嫖娼，那也太低级了。

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包括：师生与政府的矛盾，极端的例子是“闹学潮”；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师学生的矛盾；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师生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关于大学管理，我的理想是：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至于师生关系，我的想法是：不即不离，不远不近。此前，大家较多批评师生之间如同路人，缺乏感情交流，学校只是贩卖知识，学生选课真的是Shopping。但还有另一种倾向，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打成一片”不可。当班主任是一回事，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没这个必要。我甚至认定，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二者并行不悖。过于随和，缺乏原则性，什么事都好商量，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效果并不好。上学期考试，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商量商量，给提提分数”。被我严辞拒绝后，学生还抱怨：怎么那么死板！

晚清以及二三十年代，教师很受尊重。抗战是一大转折，炮火连天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对“师道”是一大冲击；到了“文革”，更是斯文扫地。最近二十年，政府在努力，包括设立教师节，增加学校拨款等，民间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教师正逐渐捡回失去的尊严。但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大学与中小学、大学里从事基础研究的与应用研究的，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经济收入，仍有很大差距。

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不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说句笑话，以前把老板叫老师，现在把老师叫老板。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北京，你走进饭馆，服务员保准叫你“老板”。我曾试图纠正，但没用，说是叫老板好听，大家都高兴。现在连大学校园里，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真是岂有此理。师生之间，不再是从游、问学，而是雇佣关系，这太可悲了。

最后谈一个小问题，即校园里的礼仪。几十年反对形式主义，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中国人不再讲“礼”，很可惜。不久前，文化部召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有学者说起：在校园里碰到老师，怎么办，打不打招呼，该怎么称呼。视而不见，不太礼貌；叫“老师好”，好像小学生；叫某某老师，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那位先生称，最好就叫“老师”，不带姓。我的意见是，只求适意，不必太拘泥。或点头微笑，或打打招呼，或干脆回避，视情境而定。你想，教授在校园里散步，或思考，或休息，或亲密交谈，或陪客人游览，你硬要上去打招呼，不太合适。尊敬师长，有此意识，但不强求。

所谓的“礼”，并非只是仪式，很大程度是一种心情。辜鸿铭认为，“礼”应该译为“Art”，而不是“Rite”；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称这就是“生活的艺术”（《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所谓“生活的艺术”，不仅仅在于调和禁欲与纵欲，达成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还包括控制理智与情感、调节社会与个人、兼及庄严与轻松等，确实是一门艺术。惟一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主张自上而下地“制礼”，那样做，很容易意识形态化；我更倾向于通过教育，逐渐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