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术】梁启超和鲁迅怎样公开演说

【演讲术】梁启超和鲁迅怎样公开演说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鲁迅先生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引人入胜、娓娓动听，其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在老北大，没有严格的课本，没有讲课深浅之规定，也没有课时进度之约束，一切都由教师们根据情况而定。在这样的课堂上，教授们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们的学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教授们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民国时期，许多知名教授的讲课别具一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致可归为两类：善讲者与口拙者。前者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胡适。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曾着意于演讲技巧的培养，甚至注意到演说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这样的细节。执教北大后，他更是声誉日隆，很快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对其成功之道，有人曾分析：“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讲课风格与胡适最接近的可能要算其好友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生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30年代初徐志摩到北大上课，更是不拘一格，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即使在教室上课，也颇潇洒随意，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与胡适、徐志摩擅长演讲不同，梁启超的口才并不好，不过其授课却也同样令人叫绝。他给清华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另据梁实秋等人回忆，“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总之，梁启超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临其境，莫不深受感染。兼之他博闻强记，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敲秃头，又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梁实秋还曾言，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梁启超的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如果说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的授课皆是以情动人，让人如沐春风，那么鲁迅的课则以见解犀利见长，往往令人豁然开朗。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冯至也回忆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说法不同，但却十分中肯。

当然，在民国时期的名教授中，也有一些是不善讲课的。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梁漱溟亦是如此，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见解，但却不善言辞，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他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周作人的口才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带有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又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的兜里才慢慢讲下去。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